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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法之于货币的使用（第6页）

从另一个角度看，确定汇率的依据，似乎应该是旧货币的价值，因为旧货币掌握在持有资金和汇票的银行家手里，总不能让他们去铸币厂兑换，况且，以旧换新意味着吃亏，他们也不愿意。

因此，应该取新币价值和旧币价值的某个中间价值，来确定汇率。

新币在贸易中流通开来，旧币就已然贬价，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从获利角度出发的银行家急着抛空手里的旧货币。

于是，他们对旧币的价值不再太过在意，只要还能发挥作用，他们甚至忍痛用旧币还账。

另一方面，新币则升值了，这体现在旧币换新币时，持有新币的银行家能够获得巨大好处。

这种现象我们会在后面看到。

因此，形势如我所说，要在新币与旧币之间确定汇率。

银行家要想在这种情况下获利，可以把旧币先在国外运转一番，因为与旧币相应的汇率在国外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利润都是实打实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荷兰可以用旧埃居赚到许多格罗升。

格罗升来到法国，同样能够换取许多埃居，因为新的汇率已经确定了，而且肯定比旧的低。

如果一个国家正在铸造新的货币，那么它所有旧的货币都会流入外国。

假设旧埃居在法国与格罗升的汇率为1﹕45，而在荷兰为1﹕60，可是，用一张面值四十五格罗升的汇票换来的一埃居，拿到荷兰能够换来的格罗升数，同样是六十。

银行家将通过这个过程获利。

于是只好采取新措施来克服这一弊端。

这个铸造新币的国家，可以把大量旧货币运到需要跟它制定汇率的国家，并促进两国货币汇率的上涨。

当然，事先要取得这个国家的信任。

如能成功，新的三锂一埃居的价值大体与运送出来的旧币价值相等，即能够兑换同样数量的格罗升。

我是考虑到运送旧币出国没有多大诱惑这一点才用“大体”

两个字的，毕竟运送需要一笔开销，同时还有可能被没收，因此很可能没有人做，除非明显有显著的收益。

为求更加明白，这件事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现在假设有一位银行家，贝尔讷先生或国家愿意雇佣他，他开出的一些用到荷兰取款的汇票的汇率，比现行汇率高一、二或三格罗升。

那么，法国与荷兰的汇率是有可能上升到上面所说的那种程度的，只要这位银行家不断地将旧货币运送到国外，并储藏起来以备将来使用。

而其他银行家只好把持有的旧币都送到铸币厂，因为他开出的无数汇票，几乎已经吸收了所有的新币。

而且，在给他开汇票时，这些银行家只好使用很高的汇率，原因同样是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垄断了所有钱币。

这样一来，他开始运送货币的损失，最后由于获得的巨额利润而得到补偿。

我们看到，上述整个操作过程意味着将要严重威胁到国家。

由于大部分货币不得流通，一部分又被运送到国外，于是所有人为了不让君主抢走自己可能得到的好处而紧缩消费，结果，银根变得非常紧俏。

因此，这是一个既不能太慢也不能太快的操作过程，无穷的麻烦将伴随极大的预期收益而出现。

因此，想在汇票低于现金时获利，可以把现金转移到国外，同理，在汇票高于现金时获利的办法是把现金转回国内。

在平价汇率之下，有一种情况仍然能获利，就是把货币运出国外并重新标识，或者融铸成新的货币。

新铸的货币运回本国后就能获利，不管是在本国直接使用还是支付外国汇票。

约翰·劳先生的体制是这样的：如果有一家公司开设在某个国家且占有这个国家极多数股票，那么，它的股价将在几个月里达到原始股的二十倍或二十五倍；这个国家建立的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具有货币的功能，而且，其面值为了与股票价值相匹配，将极其高。

股票和纸币怎么产生，必定就会怎么退出，这是事物性质所决定的。

许多人一下赚到大量钞票的事，就不可能再发生了，原因正是股票的价格已经激增至二十倍或二十五倍。

所有人都不断地把自己财产的一部分转入制定汇率的国家，是因为人人都想保持自己所持有财富的价值，而改变财产性质或转移财产的最便利方法，就是兑换。

汇率下降也是资金不断转入国外这种计划的必然结果。

在约翰·劳的体制下，时间久了人们就不愿再去兑换，因为这种情况下的汇率，比如一埃居比四十格罗升，是依据银币的成色和重量而制定的，然而，无数纸币取代了货币，于是，人们在兑换一埃居时，倾向于减少一格罗升，时间越往后，希望减少的格罗升越多，最后甚至会变成八个。

法国应该确定白银相对纸币的比值。

一埃居三锂的价值，是依据成色和重量确定的，应该可以兑换四十格罗升，而标称一埃居的纸币的实际价值则相对减少了五分之四，只能兑换八格罗升——同样是一埃居的纸币和银币，一个是标称，一个是实值，前者相比后减少了五分之四的价值。

第十一节罗马人关于货币进行的调整

对于货币状况，当代法国政府有两届采取了堪称大动作的措施，然而却有动静更大的，那就是先前的罗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