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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民法和刑法的繁简审判形式和制定刑罚与各种政体原则的后果有什么关系（第4页）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君主又蠢又笨，皇后肆意妄为，时时刻刻记着为她那些贪婪的奴仆和心腹谋取利益，如此一来，那些遵纪守法的人彻底没有希望，只能死去。”

普洛柯比乌斯说：“过去王宫里的人不多，可是查士丁尼[194]当政期间，法庭因法官在审案时不能自己做主而变得冷冷清清，人要是打官司全都求助于王宫了，使王宫陷入混乱之中[195]。”

王宫里不仅出卖判决，而且出卖法律，对此，所有人都清楚。

君主原先看不到的现象，可以借助如同他的眼睛的法律看清楚。

如果他把法院的职责揽过去，那他就是在为那些阿谀奉承之人工作，而不是为他自己了。

第六节在君主政体下，大臣不应该审理案件

让君主政体的大臣来审理诉讼纠纷也具有一定的缺陷。

直到现在，一些国家中还存在这种令人难以理解的现象，不仅有很多法官参与审理财政诉讼，还有大臣参与其中。

在这里，我只挑数不胜数的感慨中的一点说一下。

事物的性质导致了议政院与法院之间产生一些矛盾。

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法官的头脑都应该保持清醒，不能感情用事。

而议政院在接办和处理事务时，需要成员们保持热情，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能做到这样。

所以，法院应该多一些法官，而议政院的成员不应太多。

第七节仅有一个法官

只有在专制政体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官员。

我们从罗马历史可以发现，如果只有一个法官，他就会疯狂地滥用职权。

阿皮乌斯[196]在法庭上向来不把法律放在眼里[197]，他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也敢随意摧毁。

他是十大执政官之一，却糟蹋法律的公正，狄特·李维讲述了他的行为。

阿皮乌斯曾指派一个人为他索取维吉尼亚作为女奴，按照他自己制定的法律，在没有最后判决时，应该把维吉尼亚交给她的亲属，于是维吉尼亚的亲属向他提出这样的请求。

阿皮乌斯公开宣布，因为维吉尼亚的父亲维吉尼亚乌斯没有出庭，他的法律就不能执行[198]，因为他是为父亲制定这条法律的。

第八节各种政体下的控告

在罗马，与共和政体相适应，公民之间可以相互控告。

在共和政体中，所有公民都享有国家的所有权利，都应该以饱满的热情对待公共利益。

到了帝政时期，仍然遵循着共和国的原则，不过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后来就出现了一批奸诈之人和一批告密者。

君主一看到一些人犯了法被判刑，就会很愉悦，于是那些染有恶习、品行恶劣，有一些才华又很有野心的人就绞尽脑汁去寻找这样的犯法者，因为这样做既让他得到利益又能获得名声[199]。

我们国家绝对不存在这样的事情。

在我们这里，君主是为执行法律而立的，为了惩处罪行，他会在每个法庭里派一个官员，以他的名义执法，这条法律相当好。

如此一来，告发者是何许人也，我们也就不会知道了。

如果这位为公众复仇的官员出现滥用职权的苗头，就可以强迫他说出告发者是谁。

柏拉图在其《法篇》[200]中主张，应该惩罚所有懒得向官员告发或提供支持的人。

现在已经不使用这种做法了。

公民之所以能够享受安定的生活，是因为公诉人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公民，并为此而付诸行动。

第九节各政体刑罚的适当限度

相对而言，专制政体比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更适合重刑，因为，专制政体是以畏惧为原则，这与以荣宠为原则的君主政体和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有所不同。

爱国心、羞耻感是宽和国家民众的特点，正因为如此，那里的人都担心被埋怨，而很多犯罪念头也因此而打消。

所以，宽和的国家，民法纠正起来较为容易，没必要用那么多强制措施，让其充分认识到自己确有不良行为就够了。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个好的立法者立法的目的往往是如何使民风仁爱敦厚，而不是如何施用刑罚，着力点应在于对犯罪的预防，而不是犯罪后的惩治。

在中国这个东方帝国，有很多著作家都坚持并指出[201]，对违法者实行的强制处分的增多与改朝换代、江山易主的临近是成正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