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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桌的鼾欲（第4页）

丫头（我的乳名）回来了！”

“变成‘洋’学生啦！”

“在北京见到过毛主席吗？”

“多在老家住几天吧！

你妈想你想坏了！”

母亲只是微微笑着，仿佛我回访故土给她带来了什么荣誉似的。

我仔细凝视着我的母亲，她比前两年显得更健壮了些。

故乡的风，故乡的水，抚去她眼角上的细碎皱纹，洗净了她寄人篱下为炊时脸上的烟灰。

尽管她也曾是地主家庭中的一员，乡亲们深知她丧夫后在家庭中的地位，更感叹她的命运坎坷，因而给她定了个中农成分。

乡亲们又看她孑然一身，生活充满了艰辛，要她加入了变工的互助组。

母亲做一手好计线活，在互助组内她为组员拆拆补补，乡亲为她种那四亩山坡地。

更深，油灯亮着豆粒大的火苗，我和母亲躺在暖和的热炕上，说着母子连心的话儿：

“妈妈，我让您受苦了。”

这句早该说的话，说得太晚了。

“没有又留级吧？”

显然，我留了一级的事情，给她心灵上留下伤疤。

“不但没有留级，我还在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了呢！”

我从草黄色的破旧背包里，拿出来刊登我处女作的《新民报》和《光明日报》，递给了她。

至今我都记得母亲当时的激动神色。

她把油灯挑得亮了一些，从炕上半翘起身子，神往地凝视着那密密麻麻的铅字。

“妈妈！

您把报纸拿倒了。”

她笑了。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欣慰的微笑。

这笑容不是保姆应酬主人的微笑，也不是为了使儿子高兴强作出来的微笑，而是从她心底漾起的笑波，浮上了母亲的嘴角眉梢。

她是带着微笑睡去的。

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充满了酸楚之感一一我第一次把童贞的泪水，献给了我苦命的妈妈。

特别是在静夜里，我听见她轻轻的鼾声，我无声地哭了。

可是当我第二天早晨，问妈妈为什么打鼾时，她回答我说：“我打鼾不是由于劳累，而是因为心安了！”

从师范学校毕业之后，我被调到《北京日报》当了记者、编辑。

第一件事，就是把母亲从故乡接进北京。

果真像她说的那样，由亍心神安定，她几乎夜夜都发出微微的鼾声。

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一种心理上的条件反射，似乎只有听到母亲的鼾声，我才能睡得更踏实，连梦境仿佛也随着她的鼾歌而变得更为绚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