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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刑法（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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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刑法谈中国法律的，每喜考究成文法起于何时。

其实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

法律的来源有二：一为社会的风俗；一为国家对于人民的要求。

前者即今所谓习惯，是不会著之于文字的。

然其对于人民的关系，则远较后者为切。

中国刑法之名，有可考者始于夏。

《左传》昭公六年，载叔向写给郑子产的信，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

这三种刑法的内容，我们无从知其如何，然叔向这一封信，是因子产作刑书而起的。

其性质，当和郑国的刑书相类。

子产所作的刑书，我们亦无从知其如何，然昭公二十九年，《左传》又载晋国赵鞅铸刑鼎的事。

杜《注》说：子产的刑书，也是铸在鼎上的。

虽无确据，然士文伯讥其“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

，其必著之金属物，殆无可疑。

所能著者几何？而《书经·吕刑》说：“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请问如何写得下？然则《吕刑》所说，其必为习惯而非国家所定的法律，很明白可见了。

个人在社会之中，必有其所当守的规则。

此等规则，自人人如此言之，则曰俗。

自一个人必须如此言之，则曰礼（故曰礼者，履也）。

违礼，就是违反习惯，社会自将加以制裁，故曰：“出于礼者入于刑。”

或疑三千条规则，过于麻烦，人如何能遵守？殊不知古人所说的礼，是极其琐碎的。

一言一动之微，莫不有其当守的规则。

这在我们今日，亦何尝不如此？我们试默数言语动作之间，所当遵守的规则，何减三千条？不过童而习之，不觉得其麻烦罢了。

《礼记·礼器》说“曲礼三千”

，《中庸》说“威仪三千”

，而《吕刑》说“五刑之属三千”

，其所谓刑，系施诸违礼者可知。

古以三为多数。

言千乃举成数之辞。

以十言之而觉其少则曰百，以百言之而犹觉其少则曰千，墨劓之属各千，犹言其各居总数三之一。

剕罚之属五百，则言其居总数六之一。

还有六分之一，宫罚又当占其五分之三，大辟占其五分之二，则云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这都是约略估计之辞。

若真指法律条文，安得如此整齐呢？然则古代人民的生活，其全部，殆为习惯所支配是无疑义了。

社会的习惯，是人人所知，所以无待于教。

若有国有家的人所要求于人民的，人民初无从知，则自非明白晓谕不可。

《周官》布宪，“掌宪邦之刑禁（‘宪谓表而县之’，见《周官》小宰《注》）。